摘要 【对标国际大行 国内券商该如何破局？金融科技或成命门】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提速，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已进入“全面”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中资券商走出去、外资投行走进来，“相爱相杀”的碰撞也不断显现。（券商中国）
一个高盛相当于中国整个证券业！对标国际大行，国内券商该如何破局？金融科技或成命门。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提速，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已进入“全面”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中资券商走出去、外资投行走进来，“相爱相杀”的碰撞也不断显现。
日前，上交所会员部总经理焦凯出席2019中国投资银行发展论坛指出，目前，境内证券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尚未形成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系统重要性投行，头部证券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国际影响力远落后于欧美投行。
今年9月，证监会推出“深改12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投资银行，鼓励中小券商特色化精品化发展。对标国际顶级投行，中资券商的路还有多远？
资本金缺口有待弥补
“做时间的朋友”，对于发展历史仅有二十多年的中资券商而言，这一句鸡汤显得十分熨帖。垂髫稚子与壮年长者相比，最直观的差距即是资本的差异。
中证协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131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6.26万亿元，净资产为1.89万亿元；国内131家证券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2662.87亿元，净利润666.20亿元。
反观国际顶级投行来看，以高盛集团为例，该公司在2018年底总资产为9317.96亿美元，净资产917.53亿美元；实现总营收359.42亿美元，净利润104.59亿美元。按照2018年12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1美元=6.8755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计算，仅高盛集团一家的资产规模及利润已超过国内全部证券公司的总和。而从最新出炉的三季报数据看，高盛当前总资产已达到10070.00亿美元。
仍以高盛集团为例，该公司自1869年起步，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高盛从票据业务起家，不断开拓投行业务，并打造防御收购品牌，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顶尖投行之一。从初创到成熟，高盛历时近百年的时间。
而就国内头部券商“出海”的历程来看，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市场份额，都比早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华泰证券为例，该公司在英国发行GDR后，成为首家“A+H+G”的券商，被业内戏称为“日不落”券商。目前，华泰证券在英国已取得做市交易商资格，在美国也开设了办公室，在国际市场上业务已有所打开，但这与国际投行相比还远远不够。
华泰国际投资银行部蒙占辰指出，中资券商与国际顶尖投行相比，差距来源主要还是历史相对较短，尤其在海外资本市场的历史沉淀、品牌知名度、雇员对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和与当地监管部门的沟通能力、市场影响力、订单的转化率等等还有较大上升空间。但这些都需要不断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在海外资本市场，相较外资顶尖投行逾一个世纪的积累，国内券商暂时还难以匹敌，需要全方位进行直追。”
的确，百年的历史积淀不可忽视，从企业文化、组织架构到激励机制，从业务模式到风险管理，中资券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国内证券公司与国际投行的基本面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杠杆率差别就比较大。国际顶级投行有比较高的杠杆率，对各项业务乃至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都会产生巨大的差异，资金的充足能保证更多的创新和想法。其根本还是资金的差异，从不允许负债经营到允许负债经营，从允许低杠杆经营到允许高杠杆经营，行为方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华东某上市券商总裁助理向券商中国记者介绍。
对比来看，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行杠杆率虽然已有所下降，当前杠杆率也均保持在10倍以上。结合国际投行混业经营的背景，银行系投行的杠杆率相对更高，已接近20倍水平。
就高盛近年来的业务模式来看，除维持投行等轻资产业务的行业优势外，该公司以机构客户服务为主打的重资产业务占比不断上升，2018年收入占比达到37%，成为高盛特色最为鲜明的业务板块。在业务模式转换的背后，是高盛强大的资本金支持。
国内方面，随着近年来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业务的兴起，国内券商杠杆率水平有所提升，但仍不超过5倍。以2018年底数据来看，国内龙头上市券商的杠杆率基本维持在4倍左右，负债经营能力尚显不足。在资金受限之下，国内券商资管、投资等非通道类业务发展较为缓慢，创新业务不足，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中资投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资本金是中国券商的一个坎，数百年积攒下来的净资本无法相比，只能靠时间和积累。在双方杠杆率严重不对等、净利润、净资产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可动用资金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有券商资深人士笑称，“4倍杠杆和10倍或20倍杠杆比拼，就好像用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大炮。”
民生证券董事长冯鹤年指出，投资银行保持发展需要稳步提升资本规模，规模化是提升投资银行综合实力的有效路径。我国投资银行可以通过引进战略股东、并购重组或再融资、加大资本投入来提升资产规模，同时把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抓住那些“最聪明”的投行人
对于投行乃至证券行业，作为最为典型的智力密集型产业，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投资银行提供的是专业金融服务，而在中资券商走向海外与国际顶级投行比拼之时，对专业度的考量成了重中之重。
提起国际顶尖投行的“banker”，业内的刻板印象为他们贴上了多个标签：“精英”、“专业”、“自律”、“高效”、“精确”，不胜枚举。而对比国内自嘲的“搬砖民工”，似乎从直接感觉上就已有所差异。
“在从业者素质上还是有一定差距，国际顶尖投行往往雇佣的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考核机制也是残酷的”，某接近高盛的业务人士指出，国际投行大多采用“up or out”的竞争机制，保持精英化的人才团队不断向前。
香港投行人士丁卢遥同样指出，投行最终还是人的因素，对于国际投行而言，国内券商在公司文化、薪酬水平、激励机制等方面尚有待提高。
对于中资券商而言，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和团队建设同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优质人才的引入，除了依靠国内外高校持续输出高质量的金融学子补充“新血”外，与国际投行之间的人才流动同样重要。据中金公司内部人士介绍，该公司每年来自国际知名投行的员工数量颇多，也同样有部分优秀员工选择前往国际投行。这种人才的双向流动并非传统想象中的“人往高处走”，而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华泰国际投资银行部蒙占辰介绍，投行业务最核心的是要给客户有价值的建议，从业人员的知识构成和过往经验需要足够丰富，创新性思维有待加强。“国际投行的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非常擅长自己的专业领域，国内投行则习惯于提供一站式服务。”蒙占辰介绍称，专注于某一领域有利于专业水平的提升，但这需要公司内部各个业务条线的高度协同，考验的是公司管理的水平。
另有上海某头部券商投行人士指出，中资券商的员工多为本土培养，在经营管理及业务拓展方式上与国际投行存在差异，既植根于中资券商管理文化又懂得国际投行运作的人才少之又少。而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囿于文化背景、商业习惯等限制，中资券商在当地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也难上加难，部分被收购的境外子公司优秀人才甚至有所流失。在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中资券商人才储备还有待发力，这也是制约中资券商海外业务的因素之一。
在探讨金融专业人才补充的问题时，这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即使国内投行的薪酬水平在国内环境下已经属于第一梯队水平，但与国际市场上仍有差距。这一点从中资券商员工在香港市场乃至国际上开展业务时的状况对比，就能感受到十分的明显。
据最近季报显示，2019年前9个月，高盛员工的平均收入为24.62万美元，而这已是其薪酬连年下降后的低水平标准。而据券商中国记者此前统计国内上市券商2018年的数据，国内券商员工平均薪酬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仅有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数家头部券商，部分国企上市券商平均薪酬仅有20万至30万元。
2010年，中信出版社推出的《高盛帝国》曾在国内投行圈里风靡一时，其英文原版书名为“The Partnership”，意为合伙制。高盛内部不仅合伙人持股，非合伙人也有望参加各类员工激励计划。对比国内券商，由于大量国企券商的存在，叠加证券从业者不得炒股的监管禁令，国内证券从业人员持股计划迟迟难以开展。近期虽已有开闸迹象，但推出力度仍有待观察。
当然，高盛的成功并非全凭其合伙制，且在1998年高盛也已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但灵活高效的管理方式、具有传奇色彩的合伙人、充分多样的激励机制，对高盛历经百年而屹立不倒起到相当作用。
另外，据上述接近高盛的业务人士介绍，国际投行大多设计了比较完备的、适用于各种社会的知识库，含有各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并建设有全球响应机制，通过BBS提问等方式，进行互帮互助。“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人人都以成为顶级投行中的一员为自豪。”
金融科技将成破局方向
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能在不远的将来打造属于中国的顶尖国际投行？
从高盛、美林等投行的发展史来看，行业并购是国际投行不断扩大实力的必经之路。而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下，雷曼的破产，反而成就了野村整合亚洲业务的机会。
在交流中，有头部券商人士向记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整合，首先实现顶级投行的规模。按照地域分布和股权结构对国内头部券商进行整合，将对中资券商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直接的提升作用。但他也承认，囿于种种现实问题，头部券商的相互整合短期内并不具备实现空间。
如果说对标国际顶级投行仍是路途漫漫，那么重温“深改12条”的“鼓励中小券商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似乎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对标。
除了高盛、大小摩、美林这样的国际综合性券商，精品投行(Boutique Bank)也是近年来投行界的新势力。与综合性券商相比，Evercore、Lazard等精品投行更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业务机会，业务内容也主要是提供并购咨询，相对更为轻型化，但专业性要求也更高。
无论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美”，对标国际投行，中资券商尚有待破局，尤其是在开展国际竞争之际。其中，金融科技或许可以成为中资券商重点借鉴的思路。
据安信证券研究显示，摩根士丹利早在1994年就设立了“股权交易实验室”，专攻股权产品自动交易平台的设计以及搭建。2008年，摩根士丹利在蒙特利尔建造了技术中心，约1200名技术人员专注于低延时高性能电子化交易、云计算、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用户终端等技术的研究，并设立技术业务开发和技术创新办公室。摩根士丹利CEO曾透露，该公司每年将投入40亿美元应用于金融科技。
2016年，高盛在其年报中提及，对于各项业务发展而言，科技是一个“中心点”。近年来，高盛定期举办“高盛技术与互联网大会”，与苹果等科技公司频繁展开互动。而在科技投入方面，2018年高盛技术及通讯费用投入高达10.23亿美元，同比增长14%。另外，通过旗下PE机构，高盛不断加码对金融科技企业的战略投资，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布局。
综合来看，金融科技的广泛布局使得国际投行在零售业务和财富管理转型方面先行一步。这一点国内券商已开启了类似思路，如中金公司与腾讯联手设立科技子公司、银河证券打出“线上银河”的口号等。不过在资金投入方面，国内券商仍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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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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