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四十多年改革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在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教育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随着中国金融的发展脉络不断创新突破。站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中国的金融教育有哪些独有的特色，新时代又期待什么样的金融人才。

与经济发展相生相伴的中国金融学

《复旦金融评论》：谈及中国的金融教育，势必会提及中国金融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您能否结合在国内外求学和教学的经历，简要阐述一下中国金融学的快速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哪些特殊性？

黄毅：中国的金融学教育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而创新突破的，可以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条主线，来观察在中国金融学的变迁。

第一，金融学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改革和创新。融资是金融的首要任务，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初期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而非资本市场。也有一些欧洲国家或地区，比如德国，主要通过银行融资；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最常见的就是债券和股票融资。中国的“金融学”最初被设置为“货币银行学”；初期的“国际金融”课程主要探讨的是货币汇率。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金融实践中遇到了公司财务、公司治理等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在资本市场出现之后，逐渐形成公司财务和资产定价等研究和教学的方向。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高华声教授和施东辉教授撰写的“Does Good Luck Make People Overconfid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he Stock Market”（《好运使人过度自信吗？——基于股票市场的自然实验》发表于2022年的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公司金融杂志》）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研究了普通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这一崭新的行为金融学研究加深了学术界对于投资错误和行为偏差的理解，启发了资本市场重要问题的政策改革和制订。

第二，金融学在中国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过程中的改革和创新。加入WTO之前，中国金融在资金和投资方面基本上是在国内循环。一旦国门开放，允许外资进来，就带来了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比如降低了投资的成本，增加了风险共担的机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是开放对金融学发展的影响，也是中国金融教育独有的。学院魏尚进教授和周亦凡教授撰写的“Liberalization Spillover: From Equities to Loan”（《市场自由化的溢出效应：从股市到债市》发表于2022年的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分析了中国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的开放政策和银行贷款的关系。研究发现，股票市场的开放可以降低银行贷款的成本，提出了降低贷款风险也是资本市场开放的渠道之一。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为学术界和政策界提供了新思路。

第三，金融学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改革和创新。这一过程中，金融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金融学的研究一般从经济增长的宏观角度出发，研究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衡量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所起的作用。比如，德国、日本等国家主要通过银行融资，而美国主要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如何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我们学院的钱军教授和合作者撰写的“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国的法律、金融和经济增长》）发表于2005年的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经济学杂志》）。这篇论文阐述了在没有强有力的（英美式）法律体系或高效的正规金融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和银行业）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这篇文章引发了大量对替代性的治理机制及融资渠道在促进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

中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推动教育创新

《复旦金融评论》：中国的金融教育可以在哪些方面尝试有特色的创新，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起到引领的作用？

黄毅：海外的金融学科一般都被设置在商学院内，金融学大致可以分为资产定价、公司财务、货币银行学等课程。而中国的金融学科从属于应用经济学。我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申请出国深造时，比较倾向于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伦敦商学院读博士期间，我发现其实经济、金融、会计学的很多课程和学术研究是交叉和跨界的，包括可以互相选课、选择导师，同学之间也会互相学习交流。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有别于一些西方国家，因此中国的金融教育与西方也有差异。很多学者都在思考，金融究竟是如何服务实体经济。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欧债危机前银行与政府发行债券和救助之间关系和激励机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资本流动，债务问题以及金融中存在的信贷风险和汇率风险。

后来，我从事金融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聚焦国际金融，涉及汇率、银行、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和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信贷市场其实也是分割的。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当地的银行更偏向给当地的企业贷款，传统的线下的金融服务很难覆盖中国的人口规模（特别是“长尾分布”的小微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银行本身也遵循市场规律，优化贷款客户的结构并严格控制信贷风险；这样的商业模式，传统的银行更容易处理那些标准化大型企业的业务。从信贷供给角度看，这也间接影响私营部门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我们经常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信贷需求角度，小微企业体量较小且收入波动性较大的特点常给其带来高信贷风险。这时就需要借助数字金融等手段来有效衡量小微企业的风险。因此，我认为科技助力金融，数字金融将会助力中国金融教育弯道超车。

我们发现，数字金融可以加强对风险的判断。第一，全球很多科技公司（BigTech）都在做金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比如中国和肯尼亚。通过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或是手机通信网络，更好地分析客户的信贷风险。具体来说，这些通过支付系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收集上来的另类数据，不仅能分析出客户是否有还款的能力，还能了解客户是否有还款意向。

第二，这些科技公司大部分能通过在线平台，拓宽效率分销和获客通道（distribution channels）。传统银行通常是一对一处理业务，一个信贷员对应一项融资申请。但现在网络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通过KYC（Know Your Customer），知道消费者需求、还款能力、还款意愿以及风险偏好，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并实现基于机器学习大数据的高效信贷模式（1对N客户，24小时全天/365天全年）。

第三，数字金融公司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深对小微企业的了解，解决了很多人为偏差造成的问题。机器算法可以更精准地测算贷款的意愿和贷款能力，相比以前信贷员的模式，人为的错误率显著下降，效率明显提高。使中小微企业信贷非标准化的流程变得标准化、规模化。

第四，数字金融的出现使得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信誉、经营情况成为抵押品。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数字金融也降低了传统的金融贷款门槛，更好地实现了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

总的来说，我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助力金融创新，而金融的创新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相关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大数据机器学习的金融应用能促进了小微企业的业绩发展。

除了上述提到的数字金融，财富管理和家族传承也可以帮助中国金融教育实现弯道超车。我担任瑞士最大私人银行百达私人银行金融与发展讲席教授（Pictet Chair i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期间，瑞士作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财富管理是其金融教育十分重要的部分。如何积累财富、如何进行家族传承等都是关键的议题。

从金融教育的角度来看，在解读公司金融的时候，可能只需要考虑企业融资、投资行为、企业金融决策等。但其实家庭内部也需要考虑财富积累的问题，如何从专业的角度做投资，形成最优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我认为这也是金融学中家庭金融（household finance）也是比较前沿的研究和教学领域。

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人才

《复旦金融评论》：金融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现阶段的中国金融教育需要注重对人才的哪些能力进行培养？

黄毅：金融学教育能解决什么问题？第一，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学教学和前沿研究等为人才打开了一个专业的、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尤其对于金融学专业的人才来说，宏观政策、汇率风险、货币政策等方面系统性的学习和分析十分重要。

第二，我认为数字金融这一部分的内容也会成为日后金融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数字化不仅解决了金融的本质问题，还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的问题。众所周知，低利率或是负利率，流动性泛滥很有可能会造成资产泡沫，这时就需要一些比较全面的、专业的手段或方法去做全球配置，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发展和风险防控。

因此，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国际化，邀请业界的导师、政策界的专家与大家分享实操经验，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世界非常必要。

《复旦金融评论》：当前哪类应用型、研究型或综合类的人才比较紧缺？

黄毅：我认为交叉型人才是比较紧缺的。如果传统的金融学教育仅仅教会学生如何做估值、做IPO（首次公开募股）、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或是并购，那么对于新兴的行业和赛道，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新经济企业，没有具备复合能力的交叉人才，很难实现培养目标和从商业竞争胜出。这也是全球各大商学院正在推广最新的金融学教育，比如说行为科学和脑科学、科技与金融、数字金融等跨学科课程的原因。

《复旦金融评论》：职场人如何通过回学校深造实现自己的长远目标？

黄毅：在我看来，之所以在金融企业工作过的人回归学校深造、进行终身学习，是因为传统金融的知识已经满足不了变化迅速的资本金融市场以及新型金融生态的发展。因此，他们选择重新进修，补充新的知识，并通过重新学习来解决业务上遇到一些难点与痛点。这无论是从学习还是工作的角度来说都很重要，

还有一部分是有工作经验但不完全从事金融行业的学生。他们可能来自传统经济行业或者是自主创业。如何为职业生涯做长期规划而不追求短期的收益，就显得十分重要。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可以通过在学院的学习，认识自己并超越自己——做时间的朋友！

□本文代表被访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提供建议。

□采访/编辑 | 潘   琦

□文字/视觉 | 葛雯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