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称上海市青浦区将关闭辖区内14所“纳民小学”。届时，在校的3000多名学生将另谋学校或失学，在职的两三百名老师也将另谋出路。这意味着肇始于十年前，也就是2008年开始“纳民模式”将落下帷幕。此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有些地方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做法，二者的动因是否一致暂且不做分析，但带给流动儿童就学的动荡却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纳民学校”的关闭似乎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类学校发展的起与伏，都跟整个城市宏观政策的鼓励或限制密切相关。2008年，上海开全国风气之先，用三年时间关闭位于中心城区和办学条件不合格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同时，将剩下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体系”。截至2010年底，上海市政府投入了103.8亿元，把159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了民办教育管理体系，提供了12万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学位。这也让原本在农民工子弟小学就读的大部分孩子，都得以转入“纳民小学”。

面对上海市政府的积极举动，媒体和学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媛媛甚至评价，这是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最佳模式。在加大释放对流动人口善意的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的冯帅章和陈媛媛也借机跟踪研究了“纳民学校”学生成绩与政府投入的关系。结果显示，在2010年到2012年间，由于政府投入的增加，上海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数学测验成绩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一半。

冯帅章教授的另一项研究的结论也显示，“纳民学校”的孩子如果能够进入公办学校，他们的成绩将会上升，与本地同学没有区别。这两项研究回应了城市原住民家长对流动人口的孩子影响自己孩子成绩的担忧。一种普遍的流行观念认为，流动儿童就是问题儿童的代名词。但这种观念忽略了二者机会层面的不公：假如流动儿童也可以顺利进入公办学校，那么问题儿童就可能会消失。

但现实的情况是，“纳民学校”的春天在2013年就趋于结束了。从2014年开始，“教育控人”的政策开始落地，在2016和2017年，以青浦区为例，政府在清理“五违四必”的行动中拆除了4所学校。其中一些在被拆除时，尚有四五百名学生和数十位教师的规模。余下的14所学校目前普遍都还有一两百人的学生在校，但很快就会在6月30日被关闭。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在学校关闭后无法继续求学的孩子，他们要么回老家，要么失学在家。部分不能合法入学的幼儿园孩子，很多只能选择继续留在大班。当然，即便有的孩子恰好读完了纳民学校，他们也只能参加上海市职高的考试，而不能参加高考。2016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的流动少年大约有3.4万人，能够进入职业学校继续读书的不超过1万人。剩余的可能就很难找到好的出路，而问题少年也就这样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福利鸿沟，导致了他们的失学，乃至进一步的行为失范。显然，单方面苛责上海市未必足够客观，但是这种已经存在并且不断发生的悲剧，的确应该想办法去解决。不管是本地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都是中国的儿童，都是中国的未来。

截至2016年6月，上海市受教育年龄段流动儿童和青少年(0-18岁)总量约为103万人，占学龄儿童总量的67%，超过了三分之二。这些流动儿童中，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孩子占到了80%，剩下的20%则就读于纳民学校或其他民办教育机构。这部分孩子如果能够进入公办学校，或者待政府投入日益增加的纳民学校，他们对所在城市的认同会极强。

在各个城市哄抢人才的背景下，一座城市如果能够善待流动儿童，那么就等于在搭建一个人才孵化器，构建一个留住人才的生态网络。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从投入产出比上，相比送钱、送人才公寓，这是更经济实惠也更长远的人才吸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