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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人才红利”是经济转型的根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日前指出,中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技术创新是必然选择,而“人才红利”是经济转型的根本。

NIFD表示,人力资本提升能够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人力资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质量范畴,包括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

“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匹配的是劳动报酬的提升。劳动报酬提高促消费,消费促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提高促进创新,创新提升劳动效率再促进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NIFD称。

但是,目前中国人力资本高的人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其教育得不到市场回报激励,创新受阻。人力资本提升与效率提升相关度下降,阻碍了技术创新。

“目前我国工作安排与技能相关度较低,教育回报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城乡户籍、服务业的行业管制等都造成了‘好’的工作岗位与技能不匹配。”NIFD称。

据NIFD的研究,中国同等受教育者的收入方差比美国和法国大得多,说明工作安排与技能相关度较低。高技能组中,中国的收入方差比美国、法国平均方差高15.7倍,中技能组方差相差18倍,低技能组相差16倍。

NIFD表示,一方面需要放松对人力资本的行政管制,释放“人才红利”,另一方面要引领社会投资于教育、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等方面,推动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变。

NIFD特别强调服务业“人才红利”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随着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提高,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是必然趋势,服务业也是制造业升级的根本所在,是制造业效率、价值和创新的根本。但在中国,消费服务业因受公共服务行政管制效率低下,导致科教文卫体发展不足。

“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主要体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等行业,但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有限,且并非完全由市场主导。涉及到广义人力资本的高端服务业受到行政管制,供给缓慢,人力资本堆积与无效率共生,未能形成产业效率提升与人力资本聚集的同步。中高技能、退休员工再就业等劳动力市场机制还很不成熟,或者说效率较低。”

“这些都需要逐步进行体制改革,放松对广义人力资本供给部门的管制,加强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消除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的扭曲。”NIFD表示。

NIFD认为,提高“人才红利”,除了放松行政管制外,还可以借鉴由德国主导、欧盟推进的“社会投资”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促进社会保障更加充分和可持续地投资于人的技能,支持员工渡过他们一生中的关键时刻”。

“社会投资” 把重点放在通过投资于教育、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等方面,推动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变。社会投资有助于人们适应社会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帮助人们避免陷入贫困或失去生活的家园。

此外,NIFD指出,引领教育投资、推动劳动力从数量向质量转换,提升效率,能够降低不劳动坐等福利的老福利主义“养懒人”的思维定式,有助于平衡财政能力,避免老龄化带来的过度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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